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的圣哲先贤遗存后世的史籍浩如烟海，汗牛充栋。然而，在学业繁剧、百科胪陈的今天，读者倘若不加抉择，好比入海算沙，“穷年不能究其辞，没世不能通其义”。尤其是中国的史书，卷帙浩繁，一部“二十四史”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是很难通读一遍的。即便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一般人也未必能够通读。因此，自宋以后，便诞生了一种“纲鉴体”史书，采用朱熹所作《资治通鉴纲目》的形式，前面有纲，后面有目，纲是历代史事的提纲，目是对历代史事较详细的记述，以这种形式记录历代兴废、制度沿革、人物事件等。如明代袁了凡、王凤洲《纲鉴合编》，清代叶沄《纲鉴会编》等，而这其中最广为流传的，则是清康熙年间吴乘权等编辑的《纲鉴易知录》。这部从传说中的盘古时代至明末历史的纲目体通史，是一部贯通古今、简明实用的编年体史书，问世以后，不仅多次刊刻，还被翻译成外文，远播海外。
吴乘权，字楚材，浙江山阴（今绍兴）人。早年因足疾无缘科举。累官两广总督的伯父吴兴祚延师课子，吴乘权得以伴读左右。好学敏求的吴乘权颇获伯父欢心，尝称其“天性孝友，潜心力学，工举业，尤好读经史，于寻常讲贯之外，别有会心”（《古文观止》吴兴祚序）。尔后，吴乘权终生以授馆为业。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吴乘权率侄辈吴调侯选注明代以前的名流散文222篇，萃为一书梓行，这就是风靡海内的《古文观止》吴乘权酷爱读史，却常苦于在令人望而生畏的鸿篇巨制之外，难以觅一部繁简适宜、雅俗共赏的通史著作，洵为憾事！时值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吴乘权受到“弱冠工举子业，而尤邃史学”的忘年挚友周之炯（静专）、周之灿（星若）辑录的《纲目全编》的启迪，便相约二人共同编辑一部自古迄今的简明编年体史籍。他们相互砥砺，爬梳剔抉，不间祁寒暑雨，穷六载之心力，终于在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完成了凡107卷180万言的《纲鉴易知录》。镂版行世后，好评如潮。综观《纲鉴易知录》全书，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优点：
一、芟繁举要，简明易知。
我国向以文史载籍卷帙浩繁著称于世。姑且不论不知从何说起的“二十四史”，但言北宋司马光领衔编纂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虽经“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”，依旧不易卒读，鲜为人问津，竟至编者无奈地发出“修《通鉴》成，惟王胜之借一读；他人读未尽一纸，已欠伸思睡”（引自胡三省《新注资治通鉴》序》）之叹！吴乘权正是以缓解学者“读未终篇，辄生厌倦”为先务，遍览历代旧史，择定北宋刘恕的《通鉴外纪》、宋末元初金履祥的《通鉴前编》、南宋朱熹的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明商辂的《续资治通鉴纲目》和明末清初谷应泰的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为蓝本，分泾别渭，删繁就简；去芜取菁，详大略细；编年纪事，端绪井然。举凡上自盘古、下终明末数千年的治乱兴替，人事代谢，灾异祥瑞，纳贡受降，靡不具焉。吴乘权在“发凡”中说：“《通鉴》固须全读，但……卷帙太烦，岂能一概记诵，势不得不删。然信手删去，尽失头绪，如何看得明白。兹则细加斟酌，事之源委，人之始末，起伏照应，明若观火。”如此看来，书名“易知”，是颇为妥贴的。
二、提纲挈领，创立“纪”“编”。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是纪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年）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（959年）共1362年的编年体通史，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，为前古之所未有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史部·编年类》）。南宋时，朱熹根据《资治通鉴》改写成《资治通鉴纲目》，采用纲目全列的编年纪事体裁。前面的“纲”是历代史实的提纲，文字精简扼要，具有标题的作用；后面的“目”是对“纲”所举史事的详述。用纲挈目，藉示褒贬。迨至明、清，人们用这种体例编写史书者甚多，并且常常于“纲目”“通鉴”各摘一字成“纲鉴”，以冠书名，譬如明王世贞的《纲鉴会纂》、清顾锡畴的《纲鉴正史约》等，不一而足。这就是“纲鉴”一词的由来。当然，其中最为世人称道的还是吴乘权的《纲鉴易知录》。此书前编四卷，起于三皇，止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系据刘恕《通鉴外纪》、金履祥《通鉴前编》撰写，有纲有纪；正编五十九卷，起于战国，止于五代，系据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撰写，有纲有目；续编二十九卷，起于两宋，止于元末，系据商辂《续资治通鉴纲目》撰写，有纲有目；另有《明纪》（又名《明鉴易知录》）十五卷，系先由吴乘权道友朱国标（圣怀）从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按年分条抄录为《明纪钞略》，吴乘权再据此撰成，有编有纪。编之于纲，纪之于目，名虽有别，实则无歧。或有有纲而无目，未有有目而无纲，如人著眉，如龙点睛，褒贬予夺，开卷了然。
三、年经事纬，雅俗咸宜。
众所周知，编年体史书发轫于先秦时期的《春秋》，与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相辅并行，合为我国传统史书的三种基本体裁。编年体以年月为经，以事实为纬，可补正史之不足。吴乘权“苦简篇之汗漫，为之摘要而删繁；虑大义之不明，为之提纲而挈领”（《纲鉴易知录》吴乘权序），可谓殚精竭智，博采众家；史海排沙，务求信实；年经事纬，引导有方。吴乘权谦称其书“既无卓绝千古之识，论定百代之兴亡；复鲜著作辩论之才，品骘人事之得失”（同上）。诚然，吴氏既非跻身上流社会的文人名士，深谙一般读书人的心理需求，因而著述讲究平实，绝少名家托之空言的固陋习气，句栉字比，宁简毋详，不尚虚玄之论。试想：秉笔直书，不敷铅华，较之镂金错彩，游谈无根，何啻霄壤？！无怪乎《纲鉴易知录》问世以来，不特专家学子藉此初阶渐入堂奥，而且成为寻常百姓了解历史的教科书。基于上述，《纲鉴易知录》可谓美且善矣。然而，它们毕竟源于诸多史籍的辑录；繁富莫辨的名物制度，深奥涩呐的文言造句，前人披览容或明白易晓，而今人诵读难免诘屈聱牙之苦。兼之，原有的舆地注释、广义发明等显然有悖时用。因此，今天的好学者虽“心向往之”，而实“不能至”，无不扼腕生叹！于是，我们以破除广大读者的文字障碍为念，约于同道，集思广益，戮力编译，期年始成。竣事之日，谬蒙数位大方之家垂爱，悉心审核，攻错释疑，乃敢付之梨枣。我们相信，在没有一部更臻完善的简明编年史书来取代《纲鉴易知录》以前，将其译作白话奉献给读者是适逢其时的。勿庸讳言，以我等区区辁才，译述煌煌三百万言，不胜心余力绌之感！
——天津家教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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