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
11月的第二天，山西定襄县。
早上6点20，天还没亮，34岁的外卖员张军照常早早离开了家。
这个时节的清晨，气温已逼近0度。
小伙子在寒风中骑上电瓶车，醒醒神，开始了一天的奔波。
6点45，他接到了第一笔早餐订单，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后，紧接着是第二单、第三单......
9点刚过，他已经送完了12单外卖。
趁着一点时间缝隙，他钻进街边的早点铺，花了10分钟，草草填饱自己的肚子。
这是他一天的第一餐，也是唯一的正经用餐。
饭刚下肚，他又从顾客变回骑手，拎着从同一家早点铺打包的外卖订单，继续飞奔。
从快餐店到奶茶店，从繁华路段到住宅区的各个角落，从日头西斜到夜幕深沉。
平均十几分钟一单，争分夺秒。
其间还要挤出半小时去做核酸，以维系自己得以在城市自如通行的短暂权限。
终于送完最后一单，一抬表，已是深夜近11点。
这是一名普通外卖员的一天。
单调，枯燥，似乎并不值得书写。
但就在这天晚上，因为邻居确诊，张军成了阳性密接人员。
凌晨4点，他和父母被送到了隔离点。
之后，为了寻找与他接触过的人，也就是阳性次密接人员，定襄县发布了张军的流调报告。
这个忙碌至模糊的身影，才如此具体地被人看见。
官方通报，密密麻麻，出现了足足65次的“接单”“送达”二词，构成了一个人的一天。
17个小时的工作，他留给自己的喘息时间，少得可怜。
张军当过两年兵，短暂地干过一些酒店、工厂的活。
多年前，他订了婚，10万彩礼钱花出去了，可对方仍然嫌他穷。
婚事黄了，还欠下了一笔债。
母亲身体不好，64岁的父亲每天还要爬上爬下回收别人的纸箱、旧书好卖去换钱。
为了多挣点，4年前，张军开始跑起外卖，并抽空上网课念大专。
一单3块5左右，去掉吃饭的钱，一天到手200元左右。
不算丰厚，张军却靠此搭建着生活：
结了婚，孩子将在明年出生。
他想快点还债，想让父母和老婆都过得轻松点，想给孩子多攒点奶粉钱。
如果不是这一次意外，或许根本没人会在意一个普通人如此普通的生活。
他会在未来无数个普通的日子里，寂寂无声地像机器一样在精密的系统中重复转动着。
迎接着普通的希望，继续着普通的艰辛。
当有媒体采访到他，称他为“最勤奋外卖员”时，他也是淡淡地说：
“干活嘛，谁不是这样呢？”
02
上世纪60年代末，一位名叫史景迁的历史学者预备著书。
他研究的，是17世纪的中国历史。
但翻阅过诸多史书后他发现，本本大部头，记载的都是大人物、大事件。
他很好奇：在那漫长的动荡年代里，那些不曾被历史书写的普通百姓，过的都是怎样的生活呢？
直到他翻到一本由明清知县修的《郯城县志》，才得以窥见些许历史夹缝中的故事。
如今，疫情近3年，我也时常在想：
数百年后，我们的后代也会回望历史。
他们首先看见的，一定也是疫情爆发、抗疫、取得成效这些宏大叙事。
会不会也有史学家好奇，在这段历史中，无数小人物、普通人是怎样生活的？
到那时，流调报告，或许就成了一篇篇真实的小人物图鉴。
那1天、7天、14天的轨迹碎片，折射的，是一个普通人生活的全部底色。
那个名叫岳宗显的无症状感染者，44岁，头发花白。
怎么会不白发呢？
父亲瘫痪，母亲年迈，一家几口，住在墙面斑驳的平房里。
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，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，一边打零工，一边寻子。
检测出阳性前的14天，他一共打了28份工
扛沙袋、水泥，搬运建筑垃圾。
没有固定时间，没有固定地点，通宵达旦，披星戴月。
甘肃陇南，一位密接者被贴上一个心酸的称谓：“馒头工人”。
一连数日，他清早从出租屋赶奔劳务市场，寻活，干活，等活。
一边照顾住院的母亲，每日只靠馒头过活。
没有其他消费，没有任何娱乐。
如果你留心过足够多的流调报告，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在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。
有52岁，一连多天从清晨6点一直开车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出租车司机。
穿插在每天20小时工作中的，是偶尔去快餐店扒两口饭，或去菜市场买点小吃简单果腹。
有31岁的制衣厂工人，整整10天，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3小时。
唯一请假的那天，还是去医院看肝病。
新年第一天，被确诊新冠。
57岁的阿姨，在确诊前的一个星期，每天雷打不动地在游乐场上12个小时的班，包括周末。
仅有的两天休息日，也只是在楼下的超市转了转。
回到家，或许又是不停地忙碌家务。
流调的镜头扫到他们脸上，映照出的是芸芸众生的同一种模样：
赚钱、养家，去着固定的地方，面对固定的人，努力且狼狈地维持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。
楼之中，车流之间，哪一个普通人不是如此。
背负着过往的泥泞，忍耐着眼下的艰难，期盼着未来的舒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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